布莱希特虽然从未到过中国 可他的中国文化知识可以说相当丰富

  中国文化

  布莱希特的青年时代,适逢德国汉学家卫礼贤、福克等人,把中国古典哲学著作如《易经》、《道德经》、《南华经》、《论语》、《孟子》、《墨子》等纷纷翻译成德文出版,在知识分子中引起广泛兴趣。世纪之初的表现主义诗人对中国古代诗歌的持续不断的兴趣,又成了现代欧洲文学界一个典型的德国现象。汉斯·贝特阁翻译的《中国笛》、奥托·豪赛翻译的《李太白》诗选、阿尔伯特·艾伦斯坦翻译的诗集《黄色的歌》、克拉崩翻译的唐诗等曾经广泛流传。作曲家马勒的交响曲《大地之歌》,艾斯勒的《反战》清唱剧,都是采用中国古代诗歌谱写而成的中国的元杂剧也在世纪之交受到德国作家的关注,像克拉崩翻译改编的李行道的《灰阑记》,1925年在柏林德意志剧院的演出,对于推动魏玛共和国时期戏剧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恰恰是在中国古代哲学、诗歌和戏曲三个领域,布莱希特都有相当广泛的涉猎,在他的文学创作中留了深刻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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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流亡丹麦期间,布莱希特为了克服当时盛行的拘泥于亚里士多德“模仿说”的艺术思维习惯,推动西方审美观念的变革,借助阿瑟·威利的英译本《中国诗歌170首》,翻译了7首中国诗歌,发表在莫斯科出版的德文杂志《发言》上。这是与他的戏剧革新步进行的文学活动。在翻译过程中,他对白居易“新乐府”、“秦中吟”这类抨击时弊,同情民间疾苦的讽喻诗,表现了由衷的偏爱。他赞赏白居易把诗歌当作“教诲手段”的艺术主张,尤其赞赏白居易诗歌那种令豪绅权贵“相目而变色”的艺术效果,让“农夫牧童耳熟能详”的艺术风格。白居易关于诗歌的主张和艺术风格,影响了布莱希特的诗歌创作。更令人瞩目的是,他在流亡时期创作的例如《战争课本》那类“节奏不规则的无韵抒情诗”。明显带有《道德经》、《墨经》(即《墨子》一书“经上”“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六篇的合称)那种文字简洁凝练,内容深刻尖锐的风格特点。

  大约从20年代中期开始,在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时,也开始了大量阅读中国古典哲学著作。据他的音乐家朋友艾斯勒记载,“20年代末30年代初期,中国古典哲学给了他很大影响,当然是作为思想发。”尤其是《墨子》的社会伦理学,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他看来,墨子的许多思想与某些西方现代哲学思潮十分相似,有些思想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相通的,所以有的德国学者径直称墨翟为“社会主义者”。在他阅读过的中国古代哲学中,他对《墨子》情有独钟,像他偏爱白居易诗歌一样。在漫长的流亡岁月里,布莱希特把一本“皮封墨子”随时带在身边,走到哪里,读到哪里,并以典型的中国哲学笔法,撰写了大量读书随笔,表达他对当前哲学论争和政治事件的认识,这就是在他身后出版的《墨子/易经》一书。  读者在阅读布莱希特作品时,常常会发现两种十分抢眼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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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是他的剧本在谋篇布局上普遍吸纳中国戏曲诸如连缀式结构、自报家门、题目正名、楔子、歌唱等元素之外,还常常以中国戏曲作品为蓝本进行创作。例如他的教育剧《例外与常规》,是套用张国宾《合汗衫》杂剧陈虎害死恩人张孝友,霸占其妻的故事框架创作的。《四川好人》是以关汉卿《救风尘》杂剧为蓝本创作的。《高加索灰阑记》一看剧名便知它的蓝本,而对“灰阑断案”的故事框架,布莱希特反复运用了四次:第一次是创作剧本《人就是人》的幕间剧《小象》,第二次是在丹麦创作的《奥登西灰阑记》(未完成),第三次是在瑞典创作的短篇小说《奥格斯堡灰阑记》,第四次便是流亡美国时创作的《高加索灰阑记》。

  二是他的剧作中常常出现一些与中国古典哲学有关的神来之笔,引起读者和观众的特别瞩目。如《三角钱歌剧》根据墨子和孟子关于人的伦理状况与财产的关系的议论所创作的歌词,一经舞台上演出,便在观众里产生了轰动效应,一句“先吃饱肚子,然后才能讲道德”,一时之间成了年轻人在街头巷尾表达对现实不满的口头禅。《大胆妈妈和她的孩子们》第一场戏的唱词:“谁要想靠战争过活,就得向战争交出些什么”,既点破了伤口的主题思想,也预示了大胆妈妈三个孩子将因其“可怕的特性”招致杀身之祸的下场。这些来自《庄子》“列御寇”和“盗跖”的思想,曾经凭着东方语言简明而深邃的智慧和鲜活性,震撼了西方观众的心灵。1938年版的《伽利略传》和《第二次大战中的帅克》,在主题思想构思和人物形象塑方面,都带有《易经》“遁卦”、“明夷卦”寓意的明显痕迹,人们在践行“内刚外柔”,“韬光养晦”之策的伽利略和帅克身上,分明能看到文王姬昌和箕子的影子。可惜,到目前为止,研究者们忽略了对布莱希特与《易经》关系的阐释。又如老子的“柔弱胜刚强”,孔子的“正名”思想,在布莱希特的诗歌、散文里都有十分精彩的艺术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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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布莱希特还研究过中国画“留白”的艺术功能,以克服西方审美观念的自然主义倾向。他听了艾斯勒的乐曲《描绘降雨的15种方式》,断定这首乐曲像中国的水墨画。布莱希特无论走到哪里,他的书屋里总要悬挂中国轴画,有时也悬挂书法作品,这在欧洲知识分子中是极为罕见的。为了研究中国音乐,他听过“七仙女”的录音唱片,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音乐像阿拉伯音乐,犹太民族音乐一样,是“史诗性音乐”。为了研究中国戏剧表演艺术,他除了1935年在莫斯科观看过梅兰芳的演出之外,流亡美国时有一段时间他每天晚上都在一位华人陪伴下,去纽约唐人街一家广东剧院观看演出,饶有兴趣地研究那里的表演艺术、音乐伴奏、舞台装饰、剧场效果等等。布莱希特档案中第一件藏品,是他从美国唐人街购买的一座“福星”木雕像,它那伸开双臂洋洋得意的形象,启发了布莱希特的创作激情,他曾计划以福星为主角写一部歌剧《福星旅行记》,表达人类追求幸福的正当性。可惜他走得太匆忙,未来得及完成,只留下四首“福星之歌”。更令人惊讶的是,到了晚年他张口便是中国式的比喻。他的朋友们都记得,当他谈起如何对待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弊端时,他不假思索地说:我有一匹马,它一条腿瘸,一只眼瞎,可它是我的马,而且我只有这匹马;当人们谈起对待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态度时,他脱口而出:我不能为了证明自己是个出色的刀斧手,便剁掉自己双脚。这些来自中国哲人的比喻和智慧,常常令朋友们叹为观止。布莱希特虽然从未到过中国,可他的中国文化知识,可以说是相当丰富的。熟悉他的人发现,晚年的布莱希特身上有一种中国知识分子的谦恭与和善。这显然是他长期接受中国文化熏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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